1958年10月，文学研究所创办的《文学知识》月刊问世。
《创刊的话》开卷即明确：它是“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群众性的读书运动、创作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因此对于阅读和创作，大家就更加希望能多多交换意见”的“一个园地”。接着介绍了刊物的主要任务，如“帮助大家阅读……经常推荐好作品……批判坏作品……随时评论大家正在阅读的作品”；如“评沦群众创作……尽力介绍给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群众创作的特色，讨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交流经验，促进和提高群众的创作”；如“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作品、欣赏作品和更好的进行创作……作一些较有系统性的讲述，解答一些学习上的疑难问题”；又如为了坚决执行“双百”方针，将“对一些影响较大，并有分歧看法的作品……有重点地组织讨论”，等等。
很显然，《文学知识》的创办，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下，文学研究所对科研工作经过认真讨论后，为努力实施更加接近现实、接近群众，更加强调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等方针而采取的诸多措施之一。
《文学知识》自始至终以“文学知识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未采用主编制，也未公布编委会名单。这也许正反映了刊物具有超强的领导力量。事实上，从何其芳所长到所内各位领导无不经常关心和指导刊物的编辑工作：从方针大计到较重要的具体问题。
编辑部较早的工作人员全部从文学研究所内部调集。有《文学研究》编辑部的吕林、张晓翠、蔡葵、林非，现代文学研究组的路坎、吴子敏，以及其他部门的贾经琪等人。路坎、吕林为编辑部负责人。当时正在文学研究所随蔡仪研究进修的叶雪芬也参与部分编辑工作。稍后从外单位调入工作的有青林、王文等人。
《文学知识》分外重视为读者服务，加强和他们的联系。在1958年12月出版的第三期上即随发《〈文学知识〉读者意见调查表》，广泛征求意见，并了解刊物读者的年龄、职业、单位、文化程度等。从反馈的信息看，刊物拥有各阶层的读者群，尤其是青年读者。他们需要这刊物，不少中学教师反映更强烈，视之为良师益友。
《文学知识》每期印数的增长，当能清晰地反映出它受欢迎的情况。从总第一期到第九期逐期上升：1．61250，2．83950，3．103350，4．168700，5．182300，6．186250，7．204300，8．215300，9．217070。从第10期到第12期均在20万左右(从第13期到第22期，未印发行数量)。出版不足10期，印数即超过20万，成为当时少数高发行量的文艺刊物之一。
能较快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该提到的是刊物拥有强大的作者队伍。如从第一期开始，何其芳的《新诗话》和蔡仪的《文学常识讲话》即以专著连载形式发表，在一年时间内都载完十篇。在刊物的总共22期上发表文章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及有关部门领导多达数十人。其中，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以在刊物上出现的次序排列，下同)，除何其芳、蔡仪外，有王淑明、朱寨、杨绛、毛星、陈友琴、贾芝，唐棣华、王平凡、何家槐、余冠英、李健吾、唐歿、俞平伯、潘家洵、罗大冈、戈宝权、叶水夫、陈翔鹤、力扬等。文学研究所以外的有杨海波、夏衍、任继愈、周立波、刘绶松、何长工、老舍、茅盾、马烽、冯至、赵树理、李準、李英儒、许钦文、郑伯奇、叶君健、马铁丁、鲁彦周、王汶石、周振甫、何洛、徐迟、杜鹏程等。这些作者，少则一篇，多则四五篇，大多为刊物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或宝贵经验的文章，可以说对刊物起了“担纲”的作用，保证着刊物的质量。另外，除自然来稿外，刊物还向社会上多方面组稿，有专业的教师、编辑等，也有业余的群众作者，这些稿件占了刊物的相当篇幅。还必须提到的是，当时在文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编辑人员，很少未曾为刊物写稿的，他们是刊物极为可靠、也最能机动应急的作者群。
有了这样的作者队伍，《文学知识》在总体计划、栏目设定等方面，便可说是游刃有余了。如为抓好普及与提高的工作，刊物设立了很多专栏，除《新诗话》、《文学常识讲话》这两个品牌栏目外，主要有：《学习毛主席诗词》、《鲁迅作品分析》、《名著欣赏》(包括中国现代的、中国古典的、外国的名著)、《作家介绍》(外国作家)、《写作经验》，以及以“开国以来的优秀作品”为主、但内容远为宽泛的大量作品评介文章。这些栏目的文章并非专由一位作者撰写，而是约请方方面面各有所长的作者们分写，也因之表现出极为丰富多彩的面貌。上述栏目，一般都有较高学术水平，或从理论、更多从具体作家作品为读者进行论述、分析、指导，以提高大家的理解和鉴赏水平。这些栏目应是刊物上至今犹有较大价值的内容。
与那些年的时代风貌以及社会要求相一致，《文学知识》对于群众的、尤其是工农兵的创作、评论，都给予极大的关注。一方面是充分肯定、热情介绍他们的创作，如《群众创作》栏评述了大量好创作，而《新花共赏》栏更别开生面，精选当时报刊上较优秀的、出之于工农兵群众笔下的小小说、散文、叙事诗等，予以转载，并同时刊登相关的评介、推荐的短文。仅此一栏，即多达20余组。重视群众创作的努力一直坚持到刊物的最后．如总第20期上由专家和群众撰写的谈工厂史的文章多达五篇，总第22期上为配合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召开，发表“本刊评论员”及工农兵作者文章多达八篇，这两组文章都排在刊物的最前部分。另一方面是支持群众自己对一些作家、作品或文学问题发表意见。如创刊号上即发表了或来自青年农民座谈，或由青年工人写作的对当时一些优秀小说的评论文章。此后这类稿子分量更重，当时已成名的工农兵作家、诗人如胡万春、费礼文、陆柱国、浩然、顾工、未央、李学鱉等的文章可说是其中的代表。
《文学知识》十分重视对青年读者作文艺思想方面的教育工作，引导他们更好地走文学道路。如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中国革命文学传统、当代文学成就，宣传正确的文学观点及文学批评原则等。这方面的栏目有《论述》、《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在党的培养下成长》、《建国以来文学作品对我们的教育》、《向老作家学习写作》等。
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栏目外，《文学知识》还设立了如《看到想到》、《文学信箱》、《名词解释》、《文学新书架》、《文学家小故事》、《问讯处》、《读者、作者、编者》等栏目，它们的内容自明，大多或文字精炼或思路活跃，有利于编者和广大青年读者产生互动，发挥了很好的联系作用。
最后要提到的是《问题讨论》栏目。《文学知识》一共开展过三次专门讨论。一是从总第一期到第七期的《大家来讨论巴金作品》(共22篇)；二是从总第八期到第12期的《关于“想当作家”的讨论》(共19篇)；三是从总第19期到第22期的《〈红与黑〉讨论》(共8篇)。
在刊物创刊前，我们曾配合首都图书馆召开了一次巴金作品读者座谈会，会上意见分歧很大。刊物约请两位参加者写出意见，发表在创刊号上。从此开始的讨论专栏收到来稿接近千件，意见纷纭、实际上已超出对巴金个人的评论，而涉及如何评价很多民主主义作家，如何很好地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等大问题。刊物对这次讨论极为慎重，曾征求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关心帮助，并向巴金本人面谈我们的态度。何其芳所长亲自过问这个栏目，关注讨论过程，最后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本刊巴金作品讨论概况和我们的几点意见》一文也由他审阅修改。在当时曾经出现的近乎声讨的氛围下，尽力坚持较为公允的讨论。这也反映出，文学研究所在进行了关于科研方针的大讨论后，仍然坚持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这些良好的传统学风。
《关于“想当作家”的讨论》也是应读者的殷切要求而开设的。刊物创刊后即经常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叙述他们想当作家的志愿和困难，要求帮助他们认识实现这个志愿需要什么条件，及如何实现这些条件等。在当时群众文艺创作出现高潮的形势下，这些问题已不仅与个人前途、也与文艺事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为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刊物进行了这个讨论。几个月中，来稿竟超过2000件。最后，刊物约请作家马铁丁写了《“想当作家”种种》一文作为讨论的结束。
关于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刊物于第七期上发表过李健吾的文章。事隔不到一年所进行的讨论，是有鉴于此时法国电影《红与黑》引起了很多青年的反响，且意见分歧也大。其中很大的热点是关于主人公于连的评价，而关键还在于如何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去看待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等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理论含量较高的讨论。讨论的结尾，也是刊物的最后一期上发表了唐歿《司汤达和他的于连》一文，对这类外国作品和我们的阅读态度等都作了详细的分析。
《问题讨论》栏，应该说是刊物工作中较生动、却也较困难的部分。当时感受到的是对各种“问题”很难作出普遍认同的评价。至于对“讨论”的本身也会有意料不到的评价，则是日后才深切体会到的。
除了上述三次问题讨论外，刊物还发表了不少具有探究讨论性质的文章，如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和糟粕，如何看待其消极影响，如关于新旧时代的民间文学概念的界定，等等。
另外，对于当时其他刊物所进行的讨论，也予以充分关注，如对《文艺报》“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讨论”、 “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和《战斗的青春》的讨论等”，刊物先后登载了较详细的综合报导。
1960年7月，《文学知识》出至总第22期后即告停刊。对那一段年月，人们即难忘大跃进、三面红旗的热烈景象，也难忘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冷静思考。以《文学知识》而言，在振奋中产生、迅速发展，却又在物质困难前却步。翻阅这一共22期刊物，只有前两期用普通的白报纸印刷，后20期都用灰暗的质量很差的纸张。在1960年1月号(总第16期)的短短的《致读者》中，刊物作了第二次专门的读者意见调查，但与1958年12月的随发调查表不同，这次只能告诉读者“为了符合节约精神，不再普遍随刊印发意见表，而请读者来信。”话语中透露出处境拮据却又难以畅言的窘迫。
正是这困难的大背景，影响着当时很多报纸刊物的前途。可能又加上了一些即使在当时也是“左”、 “右”难辨、是非难明的原因，《文学知识》和一些报刊陆续停刊了。这份16开本、每期32页(总第8、13两期为纪念号，40页；总第16期到第22期均为36页)，售价1角2分(总第16期到第22期均为 1角4分)，每月8日出版、从未脱期的小小刊物骤然停步。事先未能告知、事后更未曾告别读者。只是在以后相当长的年月中，还不时从原先的读者那里传来一些惋惜和疑惑的声音。
刊物停办了，编辑部也随之解散。其中本是文学研究所的人员各在所内新的岗位工作，至今四十余年，绝大部分都已陆续退休了。
今天追忆《文学知识》旧事，颇有不堪回首之感。上面提到的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我们的老师辈，三分之二以上先后逝去，编辑部的路坎、青林，也已谢世。至今健在的六七位，年龄最小的也已直逼古稀。
我们这些人在文学研究所的四五十年中，《文学知识》的经历只是短短的不足两年。岁月悠悠，早该忘却了，只是偶尔见面，总不免谈起，却发现还留下了那么些鲜活的回忆。
一个编辑部，两间办公室，不足十人，忙忙碌碌。开会，作小结，谈计划；审稿、改稿，有时不免为应急而自己写稿，开夜车；整理、回复读者来信采访、联系作者、群众；学着编排版面，找封面设计，找贴花图案，然后是看校样，又看校样；最后是去印刷厂签发清样。每次暮色苍茫中从工厂回所、回家，似乎有一丝轻松的完成感。其实，新的循环早已开始。还是那样，古今中外，长论短议，却又总觉得期期出新，不敢稍懈。那时，除路坎年事稍长外，吕林、贾经琪20大几，张晓翠、吴子敏、蔡葵、林非等大多两三年前刚从大学毕业。可说是将士用命，团结一心，不乏工作、生活上的趣事，绝少世俗的矛盾。那时，我们确实做了些有意义的工作。
多值得珍惜!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2002年11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