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异类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多丽丝·莱辛（DorisLessing）在1997年接受《沙龙》杂志采访时说：“我在任何场合中都是个异类。”这不仅仅指她的非洲生活经历、两次婚姻生养3个孩子，还因为她是个“喜欢黑鬼和赤色分子”的人。

　　这一“异类”角色一直坚持到她逝世，2013年11月17日，享年94岁、最年老的诺奖作家多丽丝·莱辛告别了这个“分裂的现代文明世界”进入到她晚年所追求的“神秘世界”中，从而完成了她的自我定位：我依旧是原来的我，我还是老样子。多年来，她始终坚持自我，并未做一点点的妥协，但她塑造的女性代表人物安娜则代替她做了一点点的妥协，这或许是她的生命哲学：坚持自由，只做一点点妥协。

　　最年老的诺奖作家

　　2007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多丽丝·莱辛，这被认为是诺奖的回归：回归欧洲文学传统和对文学的一次致敬。多丽丝·莱辛获奖时已经88岁，正属祖母级作家，她喜欢养猫，还要照顾自己酗酒的幼子，我们从她脸上慈祥的光芒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走过沧桑岁月，但一直被自己的理想照亮的人。

　　中国读者多从她的成名作《野草在歌唱》来了解她，以为她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该小说描写了非洲种族主义、暴力和爱情。小说不自然流露出白人的优越感和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误解和审视，而被当做欧洲文学传统。

　　多丽丝获得诺奖也是实至名归，并不仅仅是她用年龄打败了评委，而是她多年来依然在坚守的自由、独立的创作精神。

　　另一诺奖作家库切评价她说：“莱辛的确花了许多时间在政治上，也花了几乎相同的时间在与文学界和戏剧界人士的交往上，这些人走过她的生命，有些人已经不再那么有名。作为一个在民众中和政治上都存在敌人的作家，莱辛承认她钦佩那些不写回忆录而选择保持沉默的人。”

　　这些是因为莱辛曾参与的共产党组织，她是共产中的中产阶级，她作为女性写作者先天的敏感性和她的自由择偶观，这些分裂的性格和变换的伴侣生活多少影响到她的儿子，使他精神长期陷于抑郁中，乃至沾染上酒瘾，莱辛因此遭致很多误解和攻击，她最后不得不用回忆录来反驳评论家和大众中她的敌人。

　　莱辛和库切有着相同的文化经历，接受“欧洲文明教育”，但在非洲长大，自小就感受到“殖民文化和种族主义的危害”，后来他们加入到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运动中”，这些体验都为他们的小说注入一种多元价值。这些经历也让他们惺惺相惜。

　　莱辛并不是一个书斋中的作家，她是一个积极介入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作家，她14岁因眼疾辍学，在家自修。16岁开始工作，积极投身左翼政治运动，曾一度参加共产党。后来因得知苏联的集权主义对知识分子和大众造成的伤害，她开始反思共产主义运动。20世纪中期她的创作多抱持一种怀疑主义精神并对现代文明持一种审慎态度，所以诺奖授奖理由为：她以怀疑主义、激情和想像力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登上了这方面女性体验的史诗巅峰。

　　与女权主义决裂

　　曾一度时期，西方评论家把莱辛归入继波伏娃之后的女权主义代表作家，而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出版后则打碎了评论家的幻想，她以女性生活体验，探讨了女性情感经历和心灵成长，以及女性的个人价值与完全自由之间的困境，这被认为是回归“女性主义”的代表作，而被女权主义者当做是一次彻底的背叛，因为莱辛借主人公安娜说出了女人的情感困惑，女人的痛苦并非完全取决于男人，而是来自于自身的欲望、独立和情感需求，这一情感需求往往又是需要男人来实现，这就决定了主人公最后的一点点妥协，要与男人一起建立家庭。

　　这是在西方女权主义如火如荼的时代，莱辛的妥协无疑是一次背叛，因为当时的女权主义是要取代男人或者干掉男人，但莱辛不仅关注女性的处境、选择和责任，她也关注社会群体或人类整体的长远命运。这就使得她脱离了女性主义或者个人经验写作，从而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并对世界整体性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

　　比如莱辛笔下的个人多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有关他／她们的人生经验的叙述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间接涉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如《天堂中的神之眼》和《斯大林死去之日》；也有的映现着阶级矛盾（《英格兰对英格兰》）、殖民问题（《在部长衙门外》）或青少年心理（《海底隧洞》）等。

　　莱辛曾在一次文学演讲中说：“我14岁时就退学了。有一阵子，我曾为此而难过，以为自己错过了某些宝贵的东西。如今我庆幸这次逃避。”

　　她因这次“逃避”，在16岁时就参与到很多社会底层工作中，而体会到女性的独立无不与经济独立相关，而经济上的独立又与社会制度和男女角色的定位相关。《金色笔记》出版以后，她说她有意对文学这台机器作了研究，调查了批评家或评论家的制作过程，“我还阅读了不计其数的考试卷，结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所说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是指文学不可能产生在教授文学的课堂中，但也不可能产生在没有书本的乡村中，所以她在一生中，就在为穷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呐喊。

　　作家不能出自没有书的房子

　　多丽丝·莱辛在诺奖获奖演说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远离诺贝尔奖的人们”，意即那些生活在津巴布韦的人，他们缺衣少食，比之日常生活更糟的是他们没有书本，也就意味着那里不可能产生作家。

　　这让我们想起中国很多偏远乡村，同样是没有书本和图书馆，有些村庄里甚至没有电，他们靠柴火照明，不方便学习。女孩子在放学回家后和上学之前，还必须去打水和煮饭。

　　莱辛说她在伦敦一些学校说起非洲乡村的事，他们的反应是“这是真的吗”？可想这个世界并不因为信息技术的变化而消除了隔膜，而是会让人更加“无知”，他们不愿意了解偏远地区发生的事，而是更愿意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甚至很理性的人也承认，一旦他们上钩了，就很难摆脱出来，他们可能一整天泡在部落格里，泡在网虫堆里。

　　所以莱辛说我们依旧生活在断裂的文化中，大家都固守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不愿意去打破文化的隔膜。

　　她在晚年参与到帮助非洲的读书活动中，就是从伦敦把一些文学书籍送到津巴布韦的一些村庄中。

　　她认为任何稍微念过书上过学的人都会尊重知识和教育，对我们伟大文学宝库心怀崇敬。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人们会假装在读书，假装尊重知识。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贫苦的劳工和妇女才真正渴望读书，这是由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人图书馆，各种学会和学校证明了的事实。

　　“阅读，书籍，通常是普及教育的一部分。”莱辛知道书籍对于贫穷地区的人的重要性，因为她童年的乐趣就是从阅读中而来，尽管她出生在非洲的泥墙茅屋中，但她家里有大量的书籍，还有从伦敦寄来的源源不断的文学书。莱辛说作家不可能出生在没有书本的屋子里。奈保尔、帕慕克，这些诺奖作家都得到了家中藏书的滋养，他们的天才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与伟大的传统密切相连。

　　这些意味着写作有必要的前提，作家不能出自没有书的房子。

　　为了写作，为了创作文学，必须与图书馆、与书籍、与传统保持密切联系。

　　这既是莱辛的个人经验，也是成为一个作家的秘籍，因为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情，不能什么看法也没有。如果只是对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帅气感兴趣，那就只能制造出一些时尚话题，他有可能获得短暂的关注，但很快就会被新的流行代替，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有独立见解的作品才有持续的生命力。这就是莱辛一生的写照，她用她的旺盛创造力证明了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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