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法办一流的私立大学？

因为硕士毕业论文关注的是民国私立大学的生存问题，所以试着从历史的角度强答一发：

一、近代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发展概况

清末国人以与西方进行“学战”为目的，倡设私立大学。辛亥革命后，随着新的教育法规的颁布，私立大学不断涌现，南开、大夏、光华、厦门、大同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就统计数据层面而言，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并不逊于国立、省立等公立大学。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1931年国内专科以上学校中，国立大学18所，省立大学22所，教会主办者18所，国人自办者有20所之多，国人自办私立学校占到了总数的30%。以致有学者认为此一时期私立大学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主流，“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发展过程中引领潮流，并从无到有，曾居半壁江山之地位”。

随着国民政府国家教育文化预算的建立，国立大学纷纷实现“国款办国学”，完成“再国立化”。私立大学因为缺乏相对稳定的财源，相形之下，在师资、设备等方面逐渐处于劣势。社会上亦形成歆羡“国立”的心理。抗战前后，“请改国立”成为部分私立大学的一种生存策略。直至1949年后，私立大学逐步被中共接收、调整、改组、合并，走向末路。

早在1927年，私立同济大学就因为财政危机欠债欠薪，难以存续，在蔡元培等人的运作下，被国民政府改为国立。1935年由陈嘉庚资助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也因为经济困窘，向政府申请改为国立，并于1936年成功改制。抗战爆发后，更是迎来了一波私立大学申改国立的高潮，1938年春，私立复旦大学（重庆校）和大夏大学因经费困难，要求改为国立。复旦原提出保留校董会和校名的请求，但前一条件未得允准。1939年夏，只得继续向教部申请经费补助，“国立决作罢论”。如是“勉力撑持”到1941年秋，“学校经济真达山穷水尽之境。不改国立，势必中辍”，于是又“恢复国立前议”。大夏大学则因不愿接受政府要求其易名“国立贵州大学”的条件，最终放弃改制。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也改为国立，而私立大夏大学、光华大学虽然相继提出国立申请，但均以失败告终。

二、私立大学何以不行于吾国？

作为一种教育公益事业，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却不得不以国立求生存，这在当时就已引起时人的注意和讨论，政府的统制政策、政治形势的走向、社会经济的凋敝、经费财政的困境、民众的社会心理、捐资兴学的风气、私立大学本身的教育理想和学术贡献等因素都在讨论之列。

不过如果与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比较，则会发现原因更为复杂。纵观西方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世俗政权（民族国家）、教会、以及其他不同团体都曾试图侵蚀其自主权，大学却在这种竞争中维持一种力量的均势，并获取民间社会的支持，不仅保证办学权的独立与正当，还维持着学校的健康发展。西方政治与宗教的二元格局、社会自治的传统与机制功不可没。

而中国的私立大学却要“以国立求生存”，这显然与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有一定的关系。近代中国存在着一个持续的倾向，即国家（state）的责任与功能得到大幅度扩展，而民间社会则一再退缩。很多过去民间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职能，现在逐渐转化成为政府权责，落到国家头上了。钱穆所谓“政府来革社会的命”，虽然有些极端，但是意味与近代“国进民退”的趋势颇为契合。“国进民退”作为晚清以来的一大趋势，首要表现便是国家的责任和政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近代中国国家权力一再下移、扩张，国家通过强力、税收杠杆获取财政收入与物质资源，再重新进行资源分配，社会团体、社会事业包括私立大学在内自然转向国家寻求资助。缺少西方那种政治、宗教二元格局以及自治传统与机制的中国社会，亦无力对抗国家权力的扩张，其脆弱与不成熟也表露无遗。夹杂其间的私立大学不得不向国家政权靠拢，甚至沦为后者的“妾妇”，这还突出表现在私立大学无法从社会渠道顺畅地求得生存必须的资源。

从理论上说，私立大学由社会团体或私人主持，学校办学经费应取自社会，同时以优秀人才、学术科研成果回馈社会，以此形成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资本家与一般公众的“捐资兴学”对于私立大学的生存至关重要。“捐资兴学”的公益性要求其超越传统的地缘、亲缘、私人人脉关系，以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不过传统中国一向重视人事，私立大学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地域，往往也植根于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尽管私立大学校董、知名人士、政治家、商人等社会群体会因为人脉关系或功利因素对学校进行随机性捐款，但是私立大学等社会公益事业需要持续的投入。而中国人固有的社群意识、亲缘、地缘、人脉网络、家族本位意识，导致社会资源的流动往往存在于固定的圈子与循环中。因而中国社会未能建立起公众持续捐款、学校吸取社会资源再回馈社会的良性循环与制度性机制，社会发展远不够成熟。换言之，社会资本其实一直远大于国家控制的资本，但是社会资本具有其固有的流通网络，社会又缺乏应有的成熟动员机制，导致庞大的社会资本难以倾斜到社会公益事业中。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文化心理问题。

因此从长时段上来看，政学关系、战争、政党、社会经济形势等短时段的因素并不构成限制中国私立大学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自治传统与机制的缺失、公益意识淡漠的社会文化心理、缺乏应有的社会动员机制，才是私立大学难以存活的症结。这种历史传统、文化心理与社会机制的因素，不仅在横向上解释了缘何中国私立大学无法如美之哈佛、英之牛津剑桥，也在纵向上解释了处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当代中国民办高校的办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