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中国或已错过发展民办大学最佳时机

中国民办高校（或曰私立大学）的意义，一是培养各类人才，二是试验新的体制，三是刺激公立大学。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有所推进，第三个任务完全落空。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对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国立大学，可以说构不成任何挑战与启示。

个人捐资办大学，现在过了最佳时机。我家乡的汕头大学是李嘉诚先生帮助办的。将近三十年，投入了60多亿港币，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你知道，今天清华大学一年的经费有多少？一百多个亿。

中外合作办学渐入佳境，不再局限于具体项目，而是扩展到独立办学。“未来若干年，这些大学若进展顺利，将很有可能搅动一池春水。”在我看来，外国名校大举进入中国，将进一步挤压中国民办（私立）大学的生存空间，堵塞其向上发展的通道。

我不认为大学“私立”，政府就可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美日两国著名的私立大学，运营经费相当可观，主要是接受捐赠和收取学费，此外还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经营及其他服务获取一定收入。

记得是1989年的岁末，天很冷，应邀跑到城里的和平宾馆，跟几位日本朋友商谈在中国创办私立大学的可能性。我的答复是：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可能性。值得尝试的，或许是创办学术杂志。日本朋友很热心，说干就干，于是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学人》。

大概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民办教育。跟许多披荆斩棘的先驱不同，我从未真正介入其中，只是保持一种“遥远的兴趣”。

正是这种“观察者”的自我定位，使我写不出关于我国民办教育的专门著作。可另一方面，因发表过不少大学史方面的专业论文，我谈当下中国的民办教育或私立大学，不限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在古今、中外、公私的巨大张力中展开论述，因此会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历史纵深感。

曾经前程似锦的私立大学，后来纷纷改弦易辙

二十多年前，我曾撰写《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谈及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

章太炎一生坚持私人讲学，多次拒绝进入大学当教授，有其明确的学术追求。而同样对传统书院充满敬意，但更倾向于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唐文治，则在创办无锡国专上下了很大功夫，且有很好的成绩。

至于张伯苓的南开，我曾如此描述：“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此外，马相伯之创办复旦大学（1905年）、陈嘉庚之创办厦门大学（1921年）等，也都值得认真表彰。

当然，上面提及的南开、复旦、厦大，日后都在某个节骨眼上改弦易辙，变成了国立大学。这正是我要讨论的话题——为何曾经前程似锦的私立大学，非改为国立不可？
1937年春，因企业破产，陈嘉庚在独力维持厦大费用16年后，不得不放手，函请南京国民政府将私立厦门大学改为国立。

全面抗战爆发，复旦大学整体内迁重庆北碚，为争取政府经费支持，1941年改为国立。

同样是1937年7月，张伯苓的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狂轰滥炸，8月奉命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第二年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4月9日，教育部宣布，因抗战胜利重返天津的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是校长。

作为南开的大家长，张伯苓对于南开大学改国立，其实是不太情愿的。1945年8月，张曾两次给蒋介石写信，第一封信称：“南开大学未来之发展，需费颇巨。在最初十年所需之款，拟请按照北大、清华经费数目，由政府拨付。”第二封信又说：“南开在战前由政府每年拨给之补助费，约占全部经费三分之一。

抗战开始，南开与国立北京、清华两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后，其经费全由政府拨发。战后三校分别恢复，而南开居于私立地位，又当八年苦战方告结束之时，疮痍满目，各方募款不易进行，复校殊感困难。拟请政府成全始终，对于南开复校第一年所需经费准照北京、清华两校经费比例，由政府全数补助，嗣后逐年递减十分之一，至第十一年，即全由南开自行筹款。”

而1947年7月《南开周刊》“南大介绍专号”上更是发表了《世界、中国、南开》：“南开大学现改为国立，限期十年，期满仍改私立。”当然，我们都知道，那只是张校长的一厢情愿。紧接着的风云变幻，决定了南开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教育体制及课程设计被彻底否定，中国大学来了个急转弯。单是这整顿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已足够惊心动魄。

经过短暂的过渡，至1952年底，所有中国大学都变成了国立（公立）。至于原来的情况，查1934年度的《民国以来国内高等教育之演变》，那年全国共有高校110所，扣除31所专科学校，这79所大学（含独立学院）中，公立37所，私立42所。

撇开独立学院，这20所私立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震旦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法大学、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前10所是教会大学，后10所是国人所办私立大学。


立志办“中国的哈佛”的民办高校，至今难以挑战公办大学地位
此后10年，战火纷飞，中国大学不时峰回路转。至新中国成立，私立大学的力量，仍是三分天下得其一，其中不乏声誉很好的名校。

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自孔子首开私门讲学与著述，两千年来，私学与官学并存，在某些特定时期，前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甚至比后者还大。一旦将大学全部改为国立（公立），虽有效地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增加了国民经济负担，也助长了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力欲望，效果其实并不好。

改革开放以后，政策逐步松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教育的一大景观，便是私立学校的大量涌现。

1993年初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当年年底，我接受日本《文》杂志专访，预言私立学校的恢复必将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教育体制的改变，短期内是‘救急’，即调动民间的资金，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贡献。

长远来看，对实现教育的相对独立，允许并鼓励多种声音、多种观念的并存，进而改变已有的中国文化格局，会有更加积极的影响。”现在看来，这预言有些过于乐观。

从培训班起步，30年来，民办教育历尽艰辛，为国家解忧，为百姓解难，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民办大学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拥有漂亮的校园以及基本师资队伍，初步树立起自家的品牌。

据今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529所(含独立学院283所，比上年增加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02所（比上年增加32所）、高职(专科)院校1327所（比上年增加6所）。在另一个地方，公报提及“民办教育”：全国共有民办高校728所(含独立学院283所)，比上年增加10所，在校生587.15万人（比上年增加29.63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408人。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今天中国，十个大学生中有两个以上是在民办（私立）大学读书的；

第二，民办大学也在逐渐升级，如今出现可招收、培养硕士生的院校；

第三，对于这283所独立学院，不再称其为 “公有民办”，而是明确划为“民办教育”，也就是私立大学。

第四，随着独立学院的转型与升级，有可能出现一批教学质量较好的私立大学。

既然成绩如此辉煌，为何我还是检讨当初的预言过于乐观呢？

在我看来，中国民办高校（或曰私立大学）的意义，一是培养各类人才，二是试验新的体制，三是刺激公立大学。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有所推进，第三个任务完全落空。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对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国立大学，可以说构不成任何挑战与启示。

十年前，我应一家电视台邀请，作为主讲嘉宾与西安六所民办学院的校长展开对话，对他们直接套用美国及日本的例子，来推测中国民办大学的未来，我不以为然。

那年头，民办学院因获得较好发展，正气势如虹，不再满足于获得专科或本科学位授予权，有的甚至提出要办“中国的哈佛”。我当时的回应是：“民办（私立）大学中，经过一番大浪淘沙，会冒出一些名校；这些名校逐渐成长，总有一天可以跟著名的国立大学相媲美。但这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仍在起步阶段，提过高的要求，明显不合适。”这就说到了我心里的那杆秤——早年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私立大学所取得的业绩，岂是今日中国诸多私立大学所能比拟？


中外“合作办学”渐入佳境，将挤压民办院校发展空间

我最想追问的是，为何私立中、小学及幼儿园办得有声有色，不少名校在当地甚至排到数一数二的位置，而私立大学则举步维艰？
我的判断是，基础教育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只要投资人及经营者高瞻远瞩、创新体制、加大投入，就能吸引好师资及好学生。另外，民众对一所中学的评价，往往以高考成绩为衡量标准，比较容易操作。办私立大学明显复杂多了，故至今仍然难有大的突破。

一般认为，中国私立大学的困境，是政府决策一手造成的。不久前，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储朝晖就称，只要消除歧视政策，私立学校很快就会赶上公立大学，超越北大清华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则没有那么乐观。或许，中国发展私立大学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没有中断，或八十年代初重新起步时有好的设计，那情况完全不一样。目前这个状态，私立大学还能长期生存，但不可能再有当年燕京或南开那样的辉煌了。

我的理由是：个人捐资办大学，现在过了最佳时机。
诸位必须明白，1910年代办私立大学所需要的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而1910年代政府对于国立大学的投入，跟今天也完全不一样。我的家乡是潮州，那里有所汕头大学，是李嘉诚先生帮助办的。筹备时，据说邓小平建议他办成私立大学，李先生没接受；还是公立大学，只不过由他独家赞助。将近三十年，投入了60多亿港币，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你知道，今天清华大学一年的经费有多少？一百多个亿。
当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或者张伯苓办南开大学，不需要那么多钱的，先办起来，逐渐成长。而且，那时候北大也穷，南开薪水还比较稳定，故南开还能跟北大、清华抢老师呢。

办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单有钱不行，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目前中国的基金会或私人捐赠，主要投向了著名大学，愿意支持私立大学的，少而又少。而单靠收学生学费，是无法成长为一流大学的。

你会说钱少没关系，我们可以办“小而精”的文理学院；可没有规模效应，私立大学连生存都成问题。

请记得，目前中国的私立大学，基本上是“投资办学”，而不是“捐资办学”；即便有人想捐资办学，也无法支撑“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庞大经费。算清了这笔账，就不会将“办中国的哈佛”或“超越北大清华”，作为今天中国私立大学奋斗的口号。

其实，除了政府的态度，还有民众的期待心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民众普遍更信任公立大学，只有高考成绩不理想，才会“屈尊”选择私立大学。这一点，单看各私立大学为抢生源而各出新招、怪招，就很清楚。

不仅学生如此，教师也一样。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别出心裁，跑到台湾去招教师，去年聘了15名，今年又来27位。据2014年9月15日《羊城晚报》称，这些获聘的台湾博士实行年薪制，讲师20万元/年起，教授30万元/年起，此外还为每位博士提供10万元的科研经费和10万元的安家费。如此待遇，明显高于内地聘用的教师。我问校长此举是不是政府授意，属于统战文章？回答出乎我的意料：确实是他们自作主张，与政府无关。为什么这么做？因大陆培养的博士，稍有水平的，很少愿意到私立大学工作；而台湾教师的职业习惯很好，除了承担教学任务，3年合同期中，还承诺发表3篇SCI论文。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怎么计较这大学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

这让我想起来，台湾那边私立大学的传统没断，辅仁、东吴、淡江、东海、世新等私立大学，状态都很不错。大陆不一样，民众对私立大学，即便不说歧视，起码也是低看一眼。

今年4月，我在美国演讲中提及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渐入佳境，不再局限于具体项目，而是扩展到独立办学。

这种中外合办的大学，可以自主确定课程（开设或不开设政治课）、学费（与境外大学持平）及薪酬（招聘优秀教授），规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未来若干年，这些大学若进展顺利，将很有可能搅动一池春水。”在我看来，外国名校大举进入中国，将进一步挤压中国民办（私立）大学的生存空间，堵塞其向上发展的通道。
原先预想私立大学可凭借其机制灵活的优势，上下求索，左冲右突，实现某种制度创新，反过来逼迫国立大学转型与升级，且在此过程中逐渐站稳脚跟，获得学界及社会的广泛认可。现在看来，不说希望渺茫，也是步履艰难。

未来20年，中国的私立大学仍会有较大的腾挪趋避空间，但也面临日渐严峻的考验。可以说，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原因是，在政府大力扶持国立名校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渐入佳境的双重夹击下，现有的私立大学（含独立学院），要想冲出重围，脱颖而出，不是很容易。若长期没有明显进步，停留在低端办学层次，等到少子化局面真正形成，招生日渐困难，将面临被淘汰的厄运。

比起哈佛耶鲁，内地民办高校不妨向港台同行学几招

同样是私立大学，比起国人喜欢谈论的美国的哈佛、耶鲁，日本的庆应、早稻田，我觉得香港的新亚书院、树仁大学，以及台湾的东海大学、世新大学，其创办过程中的意气与坎坷，更值得我们参考。

如何保护私立大学创办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办学自主权，因牵涉政策层面，非我辈书生所能指点。我这里只谈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政府如何支持同样出人才的私立大学。目前中国的民办（私立）大学，基本上全靠学生学费，加上银行贷款，这样的财政状况，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投入过多，因而也就很难有效提高教学及研究水平。我的设想是，除了允许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申请各种科研经费（目前有的基金已允许），还有就是应该给予一定比例（相对于公立大学）的生均拨款。

我不认为大学“私立”，政府就可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美日两国著名的私立大学，运营经费相当可观，主要是接受捐赠和收取学费，此外还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还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经营及其他服务获取一定收入。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并没有真正的‘私立’高等教育这种事情”。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私立（民办）大学在当代中国所占比例非同小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第二，私立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比较灵活，故有不少创新之举，很值得期待。只是教师往往因教学任务过于繁重，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精力与动力。
所谓“将近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高校在CSSCI论文、CSCD论文、SCI论文、部级及以上课题以及发明专利等方面尚停在‘零状态’”，实在是很令人遗憾的。这主要是校方的责任——既然叫大学，即便倾向于职业培训，也需要一定的学术研究；而新入职的青年教师，不少是获得博士学位的，应该有这方面的要求与扶持。

第三，是否以及如何礼聘国立大学的退休教授到私立大学任教，这牵涉学校的意愿、学生的接受、社会的观感以及政策的制定等。
按目前制度，很多教授（尤其是人文学者）退休后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私立大学礼聘国立大学的退休教授，这在很多国家及地区，都有成功的经验，是其迅速提升学术水平的不二法门。

想想日本学士院院士、原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退休后转战多所私立大学，或者原台湾大学教授、现世新大学特聘教授曾永义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故事，你就明白这可供发挥的“余热”有多大。

至于是否因此挤占了年轻人的生存空间，以及统计时能否将其业绩计入，我不觉得是很大的障碍。关键在于，是否必要以及如何提升私立大学的学术水准。

2015年10月1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原刊《文汇报》2015年10月30日）